01

毛未选何因？

张春桥为接班人

张春桥被誉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首席笔杆子与理论先锋。

从1964年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中共中央许多重大文件和文章都出自张春桥之笔或经其重要修改，包括《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三家村”》《五一六通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等等。连家喻户晓的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也由张起草修改。集中反映文革理论的中共九大报告，原先由陈伯达起草，后毛决定交给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中共十大报告也是张主持写成。

1967年2月，张春桥与姚文元率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理论，至同年11月，该理论被系统阐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完整体系。此外，他们还提出了“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全面专政论”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文革期间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鉴于此，1975年上海“四人帮”的追随者将“张春桥思想”誉为“第四个里程碑”，并非无稽之谈。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批评从未达到严厉的程度。

另一方面，张春桥与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新贵相较，其革命经历更为深厚。他早在抗战前夕便投身革命，是延安走出的资深老干部。他的仕途生涯始于基层，逐步晋升，历经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员，延安陕北公学宣传科科长，以及《晋察冀日报》总编辑等职位，后担任石家庄市委秘书长、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以及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1917年出生的张春桥，在文革期间年约五十，与年过七旬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相比，年龄上恰到好处，不显突兀。

诸多因素交织，导致毛泽东曾多次认真考虑将张春桥定为接班人选。一次，在与林彪探讨林彪身后接班人问题时，毛泽东提及了张春桥的名字，此举引起了林彪的严重担忧。周恩来逝世后，1976年春季，毛泽东在挑选接班人时，再次将张春桥纳入考虑范围。

为何毛泽东最终未选定张春桥作为自己的继承者？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成为一大障碍，并在文革晚期的权力争斗中成为敏感议题，这一谜团至今未完全揭晓。

1967年四月，上海城内激荡起一股“炮轰张春桥”的狂潮。众多反对张春桥的群众组织，以张春桥过往“叛徒”的身份和他在1930年代以“狄克”为笔名撰文抨击鲁迅的历史为武器。

1971年，林彪集团在《“571工程”纪要》里明明白白地写道：“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虽然中央当作罪证发文时加了个注脚：“这是林彪一伙对张春桥同志的造谣污蔑和陷害。”但并没有说明根据，反而等于把张的“叛徒”问题昭示天下。因此，当时中央就有人提出不要这样印发，但毛泽东不知出于甚么考虑，执意要这样做。

“卓琳，此事切莫外传。”

1974年12月26日，周总理在长沙与毛主席进行了一次私密交谈。周总理透露，他对江青、张春桥两位同志的历史背景中存在的严重政治疑虑。毛主席对此回应，他已有所耳闻。

1975年8月，病重垂危的康生向王海容与唐闻生吐露心声：“我恐怕不久将离开人世。有一桩心事始终萦绕心头，请你们代为转达给主席。江青与张春桥在历史上均曾为叛徒。我曾查阅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建议我查看的。你们可以寻找两位知情者，一位是王观澜，另一位是吴仲超，他们能够证实江青与张春桥的叛徒身份。他还提到，在延安时期，他就已经知晓此事，然而却一直未向中央及毛泽东汇报。王海容与唐闻生随后将此事告知了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

同年十二月，气息奄奄的康生竟突然提议，欲前往医院探望同样久病卧床的周恩来。救护车驶入院中，康生躺在担架车上，鼻孔插着氧气管，手臂上挂着输液瓶，艰难地与周恩来在房内进行了一次长达一个小时的私密交谈。偶尔路过的医护人员，隐约听到他们谈论江青、张春桥的叛徒过往。康生请求周恩来一同起草一份报告呈交毛泽东，而周恩来则认为，作为中央副主席的康生完全有能力独立向毛主席提交报告。

1976年4月下旬，江青听闻康生生前有此举动，找章含之问情况。4月25日章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康生揭发江、张历史问题的报告。5月13日，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章含之和她的丈夫、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把所有情况向中央五人小组汇报。5月17日，乔、章向包括张春桥在内的五人小组当面汇报了康生的揭发情况。江青在乔、章写的材料上批示：“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又表示自己要“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但张春桥没有写一个字。

“经大量确凿证据证实，张春桥系国民党特务分子”，其依据包括：“曾在济南正谊中学担任国民党特务”，“1933年加入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组织华蒂社”，“1935年抵达上海后，在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进行文化特务活动”，“狂热地反对鲁迅”，“伪造入党经历”。

然而，材料并未能够证实“叛徒”的指控——张春桥从未有过被捕的经历。尽管这些仅仅是文革前个人的历史疑云，但在那个以专案定性为依据的文革时期，它们却成为了左右接班人决策、甚至改写国家历史的关键问题。因此，对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进行详尽的考证显得尤为必要。

02

“1933年参”

国民党复兴社的

法西斯蒂华蒂社

1933年，正值十六岁的张春桥在济南的济南正谊中学（今更名为济南艺术中学，亦称济南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就读二年级，期间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友。其中，马吉峰（别号马蜂）、吴稚声、王大同、丁里（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与他交往尤为频繁。他们常聚在一起，热议文学创作之道。在大明湖畔的秋柳亭中，成为了他们流连忘返的温馨之地。

“华蒂社：成立于1933年春。起初成员约二三十人，包括李树慈、金灿然、马蜂、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均为创始人。”“华蒂社在其鼎盛时期，成员增至六十余人，并成功出版了两个周刊和一个月刊。”张春桥曾在《华蒂》杂志上发表了诸如创刊号上的《银玲》和《秋》（一卷二期）等文章。

于一九三三年，在济南，我经黄僖棠的引荐，加入了“中华革命同志会”，该组织后更名为复兴社。在山东，复兴社的领导层由秦启荣和黄僖棠分别担任正副头目。在同年春夏之际，黄僖棠向我暗示，以编纂文艺刊物为诱因，意图收买并笼络一批青年学生，遂共同创立了“华蒂社”。此组织由我与张春桥、马吉峰等共同发起，并以此刊物命名为《华蒂》。《华蒂》之名，实则隐含“中华法西斯蒂”的含义，旨在使该反动组织的政治立场更加鲜明。

【转换失败】：复兴社给我的任务是：利用编这个所谓文艺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抵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通过分发、推销《华蒂》刊物，跟学生联系交往，探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为复兴社提供情报。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份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模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中华民族复兴社，亦称“蓝衣社”，系国民党内部的特务派系。关于张春桥是否知晓并参与复兴社一事，1955年11月20日，李树慈在中央戏剧学院组织交代“华蒂社”招募复兴社成员过程中提到：“我曾指示金灿然吸纳朱羲玉、余文明等人，并提及张春桥，但具体他们是否加入，我已无法确切回忆，无法确认。朱羲玉加入的可能性较高。”不论张春桥是否真正加入复兴社，他对“华蒂社”被复兴社操控的背景是有所了解的。1944年，张春桥在向党组织汇报时表示：

曾有一位名叫李树慈的朋友，他创立了一个名为“华蒂社”的文学团体，据说“华蒂”寓意着“WHAT”。后来，听闻他加入了蓝衣社，而“华蒂”实则代表了“中华法西斯蒂”。在此之前，我曾为其刊物撰写过一篇关于1931年大水灾的文章，自那以后便不敢再与之交往。

张春桥并未详尽透露其作为“华蒂社”创立者的全部细节。直至1956年，上海市委对其历史进行审查时，针对“华蒂社”一事的询问，他才较为详尽地作出了说明。

那是一九三三年的岁月，当时我正就读于初中。关于李树慈（笔名束丝）的相识，我已经模糊了介绍人的名字。在他创办《华蒂》月刊之际，他曾邀请众多当时的文学青年投稿，我也荣幸地受邀，并为杂志撰写了一篇关于鲁西水灾的文章。依我记忆，那篇文章并未出现任何纰漏，以至于到了一九三七年，我仍计划将其收录进一本小册子中出版。尽管那时的我政治觉悟尚浅，对国民党并无好感，这一点在自传中已有详述。然而，回顾往昔，我对李树慈这类人并无恶感，反而认为他也是一位文学青年。

不久，流言蜚语传至耳畔，声称李树慈乃蓝衣社的一员。我顿感撰写文稿于他，实乃一场上当，遂决定中止与他的一切交往。

过去，我未曾将此事视为自己的问题所在。这反映出我对该问题的态度不够严谨。

在1930年代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十五六岁的青年学子步入社会，尚无法预知他们未来的人生轨迹与命运。正如前文所述，金灿然于1938年抵达延安，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马列学院深入研究历史，担任范文澜的助手，并参与编纂了备受推崇的《中国通史简编》。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但在文革期间却遭受了不公正的迫害，直至1972年含冤离世。即便在文革期间被加之诸多罪名，其中亦未包含“特务”这一指控。

同样身为“华蒂社”的创始人，亦同赴延安投身革命，并曾担任新中国建立初期新闻出版领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张春桥在文革期间却沦为了无情打击昔日文友与同志的罪魁祸首。这充分说明，历史的最终定论并非仅取决于一个人早年的某个时刻或事件。

03

涉及文化间谍行为

“疯狂反对鲁迅”

“现在‘左翼’已解散，若再组建什么协会，我绝无加入之意。”他甚至进一步指出：“即便联合国民党，那些曾经投敌的人，也是我所欢迎的。我确实难以改变自己的立场，即便认识到对敌人的仇恨可能是错误的，我也只能选择继续错误……不计前嫌，岂不更好？”

“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无疑是一片好心，毕竟‘那些作家是我们底’。”

正是这位张春桥，在三十年代不遗余力地推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与周扬等所谓的“四条汉子”并肩作战，成为围攻鲁迅的急先锋，沦为民族和阶级敌人的忠实走狗。在反动的《大晚报》上，他化名“狄克”，发表恶毒文章，诋毁鲁迅“将一位优秀的作家送入坟墓”，其险恶用心无非是胁迫鲁迅屈服于他们的“国防文学路线”，以及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在当时的左翼作家群体与鲁迅之间的论战中，张春桥的文字激烈程度远不及鲁迅所涉及的争议问题。许多被鲁迅贬称为“昏蛋”的言论，都显得相形见绌。显而易见，狄克的文篇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背景和影响力并未被广泛认可。因此，张春桥依然在进步文化界中活跃参与各项活动，而“狄克”这一笔名亦频繁地出现在他的笔下。

关于张文在国民党特务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的文章，我们并不能断言张文是在其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当时，崔万秋以进步作家和报刊编辑的身份公开露面，而其秘密特务身份，仅有国民党特务中的极少数人知情。因此，一些进步作家与他交往，并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作品，实属寻常。而“国防文学”的口号，便是周扬于1934年10月27日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首次提出的。张春桥抵达上海后，便与崔万秋结识，并积极为《大晚报》撰稿，以换取稿酬。在此期间，《大晚报》成为他发表文章的主要平台之一。

04

伪造入党记录

涉及“伪造入党经历”的问题尤为棘手，亦成为张春桥长久以来向党组织阐述不清的历史难题。

“咱们随意在街头漫步一番如何？”一番闲聊之后，尤兢询问：“你是否有意加入某个文艺社团？”正感无人识才的张春桥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非常愿意，只是不知谁能引荐。”尤兢回答：“我可以帮你。不久将有位访客前来，他会手持一份《申报》，你只需率先说出……接下来的对话自然水到渠成。他自会向你详细介绍所有细节。”

张春桥怀着激动的心情，期待了整整两天，终于迎来了名叫陈鹤的来客。陈鹤告知，邀请他加入的团体竟是赫赫有名的“左联”。他被告知需撰写一份自传，以供审核。欣喜若狂的张春桥立刻着手撰写自传并提交上去。不久，他收到了加入“左联”的批准通知。此后，张春桥虽也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却仍旧主要参与“左联”的组织活动。

于“社联”期间，张春桥投身于一系列学习活动，主要研读拉比杜斯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由李达译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由吴黎平译本），以及沈志远的《黑格尔与辩证法》。此外，他还时常参与时事讨论，并积极参与示威游行。夜间，他更是亲自走上街头，张贴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标语。

在狄克的文稿问世后不久，即1936年4月，一位名叫老宋的人突然严肃地向张春桥提问：“你是否有意加入共产党？”张春桥坚定地回应：“我非常愿意。”尽管张春桥早已推测老宋可能是党员，但并未明确告知，他也没有主动询问。老宋接着说：“不久后，‘社联’负责与你接洽的泰国华侨林福生将会来找你进行谈话。”数日后，林福生如约而至。他透露，组织已经对你有了深入了解，你无需再撰写自传。他还向张春桥传达了党的誓词：对党的事业始终忠诚，严守党的秘密等。数日之后，老宋通知张春桥前往杨树浦一处工人住所参加会议，共有四人参加，其中一位姓王的工人被指定为“支部书记”，张春桥则被分配负责宣传工作。

如此一来，张春桥未经审查，未撰写自传也未填写表格，未进行宣誓，更未经历入党前的预备期，便以一种令人费解的方式被吸纳为“中共党员”，紧接着便被任命为“支部宣传委员”。

1937年8月13日，日军对上海虹桥机场的中国驻军发起了大规模进攻。至9月初，日军已逼近北火车站，南站亦遭破坏，唯有西站尚能通行。冯雪峰、胡风等进步文化人士纷纷准备撤离。9月7日，老宋向张春桥透露自己计划前往后方工作，并表示今后将由一位姓王的与他取得联系。张春桥迫切询问：“我能否前往济南？毕竟我在那里人脉广，语言相通，便于开展工作。”老宋表示同意。此后，张春桥与老王见面两次。张春桥询问如何将组织关系转往济南，老王含糊回应：“当前战事激烈，无法办理转移，即便我前往江北亦是如此。你留下地址，待机转达。”

9月13日，张春桥将个人行囊与书籍寄存于黑丁府上，随后踏上了驶离上海的列车。然而，济南的局势亦告紧张，日军已占据黄河北岸。在彷徨之际，张春桥于一家书店购得数份《救亡日报》，报上刊登了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林彪联名发布的招生公告，以及延安的通讯内容。据悉，招生处分别设立于三原、西安、延安三地，以接待来自各地的报名者。

“你尽管去，我留下处理事务。”张春桥回应：“你留下来负责，我去延安考察一番，若有所成就便继续留下，若不成便回来找你。”

徐州遭受日本飞机猛烈轰炸，张春桥遂与张秋桥一同从巨野启程，向南进发。途中，他们时而徒步，时而乘车，穿行于鲁西平原，最终抵达商丘，再沿陇海线火车抵达西安。然而，抵达西安后，他们原计划前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寻求联系，却恰逢汽车站有开往延安的车票出售。于是，在1938年1月3日，他们毫不犹豫地购买了车票，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

1月7日，张春桥带领的团队抵达了延安。他首先拜访了成仿吾。早在上海时期，张春桥便将参与编辑的《文化新闻》寄往延安，并收到了以“石厚生”署名的成仿吾的鼓舞人心的回信。在济南作出前往延安的决定后，张春桥曾写信向成仿吾咨询，询问是否能够同行，然而他尚未收到回复便匆匆启程。

成仿吾对张春桥的记忆犹新。在听取详细情况介绍后，他立刻应允将张秋桥安排至陕北公学学员队。鉴于张春桥声称曾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仿吾便将他安置于陕甘边区政府招待所，并指示他直接前往中央组织部，就个人组织问题进行商谈。

在中央组织部，贾震与张春桥进行了数次交流。张春桥提及自己自上海返济南后未及时变更组织关系。贾震审阅了张春桥的反思性自传，并要求其提交在上海的工作经历及失去组织关系的详细报告。贾震进而询问张春桥对当前革命形势的看法。张春桥回忆起离开济南前父亲对其国共合作前景的担忧及家人的分散，遂表示：“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国共合作。”紧接着，他又补充道：“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指其构想的类似国共联合政府的共和国，巧合地与现名称相同。

逗留于招待所已逾月，张春桥又撰写了一份补充报告。进入二月，贾震告知他，鉴于缺乏组织关系且无人可为证，组织关系暂时无法恢复，但他将获得工作机会。他被指派至陕北公学政治部，担任校刊编委会的秘书，再次回到了成仿吾的麾下。为联络已毕业的陕北公学校友，扩大学校影响力，学校成立了陕北公学同学会，张春桥受命负责对外联络事宜，包括撰写回信以及向国民党统治区投稿。

曾在梅益同志的住所与张春桥有过一面之缘，并知晓他投身于革命文学事业。然而，鉴于当时党组织关系的混乱，周扬无法为他出具党员身份的证明。

张春桥的等待已至极限。在八月，得益于陕北公学校部秘书、党支部书记顾光斗以及陕北公学同学会党小组长雄飞的引荐，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是否入过党？

1950年十月，当张春桥正着手填写《华东军政委人事局制职员简历表》之际，他依旧毅然决然地写道：

1936年四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的引荐，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1938年8月，在延安，通过顾光斗与雄飞的引荐，我重新加入了党组织。翌年二月，我的党籍得以正式转正。

1955年11月，张春桥接任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代理书记一职后，便再次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申请，希望建议从1936年4月起计算其党龄。同时，他还请求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林业厅厅长的宋振鼎，即他称呼的“吴成志”，为他出具一份证明材料。然而，调查的结果并未如他所期待。宋振鼎只是含糊其辞地回应。

张春桥同志在沪期间，确实曾加入社会科学者联盟。

关于张春桥的入党时间，我已无法确切回忆（但大致与抗战爆发相去不远），或许是在一九三七年，而非一九三六年。当时，上海的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方面颇为严谨，大多数人仅被安排在党外工作，而发展流程也并不完善。我仅记得，张春桥是经过党组织批准的，由吴仲超告知我其入党获得同意。整个过程并无明确的介绍人，亦未填写任何表格。

张春桥在填写入党表格时填写的介绍人为“吴成志”，而这位吴成志随后否认了张春桥有入党介绍人及填写过表格的事实。因此，张春桥未能将“组织关系”转至济南，这一现象便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既然当时他未曾撰写过入党申请、填写过表格，亦未曾提交自传，那么，他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组织关系”的转移。

寻访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先生，他的一番话语颇具深意，令人深思。

我与张春桥同志素未谋面，彼此不识。直至解放后迁至上海，方才相识。至于张春桥同志入党的时间以及为何在1937年抵达济南后未及时转接组织关系，这些细节现已难以回忆。

当时的情况便是如此，我于1936年2月从狱中获释，抵达上海。不久，我与宋振鼎同志相识，我们当时都在积极寻找与党的联系。直至1936年下半年，在张执一同志的帮助下，我才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组建了绸厂工作委员会，自此，党的活动重新启动。宋振鼎同志出狱后，在上海曾联络到一些失联的党员同志，不久之后，在与党恢复联系后，他的党籍也得到了恢复。

他最后补充道：“若宋振鼎同志所言属实，张春桥同志的入党时间理应定在一九三六年的年底或次年初。”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得出以下事实：

起初，吴仲超在建国之前未曾与张春桥有过任何交集，目前亦无证据表明张春桥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仅提及“若宋振鼎同志所言，张春桥同志系党员”。这实际上是对宋振鼎所述“吴仲超同志通知我，同意张春桥同志入党”之陈述的否定。再者，无论是吴仲超还是宋振鼎，在1936年4月均不具备介绍张春桥入党的资格，因为那时他们自身尚未与党组织建立联系。

鉴于张春桥当时已担任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代书记的职务，吴仲超的回答略显含糊亦在情理之中，然而总体上仍保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经过几日的反复思索，我依旧未能确定确切日期。我依稀记得，那时我身着夹克，细雨绵绵。我坚信那应是一九三六年的春天。然而，我疑虑自己可能记错了，正确的日期或许是一九三六年的秋季，亦或是一九三七年的春季。我对穿着夹克这一细节印象深刻。若确实是一九三七年，那为何我还会误记为一九三六年？这一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我，我尚未找到合理的解释。

对于时间数字的记忆，我似乎显得尤为无能。时至今日，无论是自己的、父母的还是孩子的生日，我常常是询问过后便遗忘，或是遗忘询问，始终未能记住，这实乃令人苦恼之事。我希望从自己入党的那一天起，吸取这一教训，不再让此类情况发生。

为了适应“4月”这一时间点，他迅速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说法——未曾提及过的“1937年4月入党”。自此，他据此修改了自己的历史记录。但这一说法难以让人信服。人们或许会记错日、月，但记错年份的情况却极为罕见。对于一般的事情，人们容易出错，但对于入党这样关乎个人政治生涯的重大事件，出错的可能性极低。尤其是张春桥，连自己少年时期何时何地发表过哪些文章都能一一列举，怎么可能记错入党年份这样的政治生涯起点呢？尽管他多次自责“低能”，但这仍然在人们心中留下了诸多疑问。

实际上，关于张春桥“1936年4月入党”的说法并非无中生有。关键在于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结构的复杂性。

红军长征结束后，上海地区的中共党组织与中央的联系一度中断，直至1936年5月，冯雪峰受中共中央在陕北的领导张闻天和周恩来委派，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重返上海，这才开启了重建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工作。在此之前，上海已有包括中国共产党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在内的近十个系统党组织，冯雪峰逐一进行了调研与处理，严格执行了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战略方针。同时，他陆续通过王尧山等人，联络了一批失联的党员，指示他们以个人名义，按照中央政策开展活动。这样的状态持续到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遣刘晓来上海负责筹备中共江苏省委为止。

那么，张春桥隶属于哪个团体？这个谜团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方才完全揭晓。

1976年10月18日，吴仲超所撰材料中明确指出：

那是在一九三六年，宋振鼎与一众志同道合之士在上海秘密组建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然而，此举属于非法组织。经我通知宋振鼎，最终决定予以解散。

在解放之前，我对张春桥并无印象。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才从那些前来外调的年轻干部口中得知，原来那个委员会的成员中竟有张春桥的存在。

12月25日，宋振鼎揭发材料称：

在那年的四月与五月之际，我（化名吴成志）与林福生——一位自苏州反省院归来的社联成员，以及王德明等人——共同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当时，我曾引荐张春桥成为预备党员。然而，该组织并无党的正式组织领导，完全是自发成立的。成立不久后，上海党组织派遣吴仲超与我进行谈话，明确指出我们的组织属于非法，并要求我们立即予以解散。我们随即照办，并通知了所有参与者，包括张春桥在内。自此，我未曾再为张春桥介绍入党事宜。

事实上，张春桥于1936年4月所加入的，乃是一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自发组建的团体，并非中共的正式组织。该组织未经上级党组织的批准便擅自成立，按照党章规定，此举自然属于非法行为，其被解散亦是合理之举。因此，张春桥在上海未曾正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

05

关于“叛徒”

自然，这样的群体虽非党组织，却亦不能轻率地将张春桥称为“伪造入党历史”之人，“叛徒”的标签更是无从谈起。鉴于此，1956年，中共上海市委经审查后作出决定，恢复张春桥自1937年4月至1938年8月重新入党前的党籍。由此，我们亦可得知，康生所提及的吴仲超知晓张春桥为叛徒的说法，显然缺乏依据。吴仲超无论在张春桥担任要职之际，还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均坚称在建国之前未曾与张春桥相识。

关于康生提及的另一名证人王观澜，其与江青有所关联，却与张春桥并无直接联系。在1977年中共中央针对“四人帮”所整理的罪证材料中，指出“江青是叛徒”的唯一依据，便是农业部人事司副司长、王观澜妻子徐明清的陈述。江青曾于1934年在徐的指导下投身革命事业。然而，徐随后提交的更正材料阐明，她所揭露的关于“江青是叛徒”的信息，实则源于专案组成员的口头叙述，而她则是被迫执笔成文。她本人否认能够证实江青叛徒身份的指控。

张春桥的核心问题并非在于此，真正关键的是他尽管已接到解散组织的通知，却依旧在后续岁月中宣称自己曾是党员。他为何如此执着于这种说法？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联合，使得党组织迅速壮大。在此前和之后加入的党员在建国后的政治待遇上存在显著差异。若能将入党时间追溯到“七七事变”之前，无疑将是一种政治优势。尽管张春桥一度达成了目的——将入党时间定为1937年4月，但这也付出了代价——他隐瞒了真实的历史。这一行为日后成为了他政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尽管张春桥在历史进程中存在某些问题，但他并非叛徒亦非国民党特务。此外，这些问题在文革爆发前就已得到交代，并有组织作出的结论。

在文革期间，林彪势力试图向全国揭露张的“叛徒”过往，康生亦顺应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声称张为“叛徒”。周恩来则屡次以“叛徒”及“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为由，力阻毛泽东对张的信任。这一切，均是在特定政治斗争环境下的举措，并且均达到了预期效果——毛泽东最终未将最高权力赋予张春桥。

张春桥问题值得深思。

《水浒传》开篇第一回中记载了“洪太尉误闯妖域”的传说，描述了宋帝派遣洪太尉赴华山祈福时，无意中触犯天规，释放了众多妖魔鬼怪，导致世间陷入混乱。那么，张春桥和姚文元是否天生即为“邪魔外道”，他们的释放是否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抑或是文化大革命特有的历史背景打破了民主与法制的界限，让一些本非敌人但问题严重的个体在权力膨胀中迷失自我，最终沦为“妖魔鬼怪”？

诸多资料与作品，如叶永烈的《张春桥传》，将张春桥描绘成自幼便品行不端的恶徒，声称其投身革命不过是混迹其中的“阶级异类”。十六岁便加入法西斯组织，十八岁便受国民党特务之命攻击鲁迅……不论真相如何，仅此一类的思维模式，便将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化成了误区。这依旧沿袭了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诚然，从撰写传记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最便捷、最稳妥的路径。然而，这种方法不仅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也难以引发深刻的思考。

在《资本论》的序言中，马克思曾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语：

个人不应为这些社会关系承担责任。

同样，张春桥的崛起，亦是一幕历史性的现象。在“左”倾的氛围中，此类人物方能得以脱颖而出。若具备了这样的土壤与条件，即便没有张春桥与姚文元，亦会滋生出“赵春桥”、“钱文元”等类似角色。这并非他们个人早期活动经历所能决定的必然结果。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然史”的体现。